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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晚，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就刘甲(男，21岁，网名“胖猫”，湖南临武人)在重庆长江大桥跳江身亡一事发布警情通报。警方认定，“胖猫”与谭某存在真实的恋爱关系，谭某并未以恋爱为名骗取“胖猫”财物，不构成欺骗犯罪。警方通报中梳理了“胖猫”与谭某的交往情况以及经济往来情况情况。通报中提到，“胖猫”的姐姐刘某称要让谭某“不好过，付出代价”，与其妹妹商议“就是要让谭某被网暴”。刘某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多次发布“胖猫”与谭某私聊记录、转账截图等个人隐私信息，与其妹妹联系多人代写文案、讨论如何博取网民同情，还在平台购买流量扩散传播提升热度。警方认为，刘某的行为导致谭某被网友攻击辱骂，出现多起威胁谭某人身安全的言论，严重影响谭某正常生活，并造成网络空间秩序混乱。这类事件并非在网络空间中第一次发生。2018年，德阳安医生和丈夫在泳池里与13岁男孩发生冲突，之后，经过网络媒体的传播，安医生遭到人肉搜索；2022年7月，染了粉红色头发的郑灵华在爷爷病床前分享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喜讯，因发色被“造黄谣”；2023年5月，武汉一小学生在校内被撞身亡，其母亲因容貌衣着饱受网络暴力。 从2008年的“中国网络暴力第一案”开始足球彩票正规app下载，网络暴力就与互联网的发展纠缠在一起。2023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共20条，其中指出，对于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应当依法严肃追究，切实矫正“法不责众”错误倾向。要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对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应当体现从严惩治精神。在《指导意见》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提供一组数据，他表示，近年来，出现了涉及侮辱、诽谤刑事案件数量明显增长，但有罪判决比例很低的巨大反差。周加海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自诉人收集证据时存在困难，另一方面，也与侮辱、诽谤刑事案件的公诉标准缺乏细化指引、“门槛过高”有关。对此，《指导意见》明确了刑事自诉案件转公诉的路径。如何告倒一个网暴者？如何维持网络空间的秩序？多位学者表示，尽管《指导意见》为有效打击网络暴力提供了规范，但网络暴力的治理之路依旧漫长。2023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从定义模糊到清晰的“网络暴力”2007年12月29日，在北京工作的女白领姜岩，从自己居住的24层楼跳下足球彩票正规app下载，她在互联网上书写的“死亡博客”记录了自杀前两个月的心路历程，并披露了“出轨”的丈夫王菲与第三者东某的一段婚外情。主人公王菲旋即遭“人肉搜索”。他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及第三者东某的个人信息逐渐在网上被披露。网民在网上的宣泄也逐步从网络世界中的谩骂，演变成一场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当事人王菲起诉三网站侵犯名誉权，该案被称为“中国网络暴力第一案”。2008年12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两家网站被判侵权，一家网站获免责。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当天，法院针对此案暴露出的网络监管问题，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对网站及相关主体加强有效监管，并对互联网的运行和发展进行合理引导。网络暴力，作为伴随着互联网发展而出现的“新生事物”，近些年来，如何更好地遏制网暴，如何为受害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相关法律规范也经历着从无到有的过程。多位专家提及，“网络暴力”并非是一个法律概念，其本质是一种侵权行为。2022年8月，高朋律师事务所的朱婷律师曾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了网暴相关案件，试图梳理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网络暴力”。她发现，在当时提及“网络暴力”的51篇文书中，直接针对“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司法处理的大约为四分之一。另外的文书均在合同纠纷、离婚纠纷、借贷纠纷、侵权责任纠纷等诉讼中提及“网络暴力”，是当事人一方为了解决相关纠纷足球彩票正规app下载，利用网络暴力来施压；还有与“网络暴力游戏”相关的婚姻纠纷、刑事案件等。朱婷提到，在现有的大多数涉及网暴的案件中，“网络暴力”这一行为只是纠纷或不当得利过程中的一种手段，作为“附属”而不作为案件的焦点，从而导致其不在判决结果内。“网络暴力”并非一项独立案由，但目前民法、刑法等法律中都有对网络暴力案件适用的条款。朱婷的一个明显的感受是，我国对“网络暴力”的司法案件集中在近两年，且基本为民事诉讼案件，案由集中在名誉权纠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隐私权纠纷、生命健康身体权纠纷等足球彩票正规app下载，其中名誉权纠纷案件占比最大。而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网络暴力”事件则相对更少，罪名集中在诽谤罪、侮辱罪等。这类案件一般为自诉案件，朱婷解释，起诉者需要自行举证。只有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之时，刑事自诉案件才可能转为公诉案件。近些年来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但是真正接受刑事追究或行政拘留的人却不多。在朱婷看来，由于目前我国法律中并没有对“网络暴力”的明确定义，这也是被直接冠以“网络暴力”之名进行司法处理的案件并不多的一个原因。另外，个人在遭遇网络暴力进行维权时足球彩票正规app下载，面临着确认侵害人、收集固定相关证据难的问题，取证和起诉对专业和技术的要求高，诉讼所花费的精力和成本高，导致很多人在遭受网络暴力时没有选择司法处理。但在社会意义上，网络暴力的边界在不断清晰。朱婷提到，2022年11月2日，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明确“网络暴力针对个人集中发布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违法信息及其他不友善信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网络秩序”，对“网络暴力”有了一个界定。2020年12月14日，“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诽谤案”当事人吴女士收到法院的立案通知书。 新京报“剥洋葱”视频截图 艰难的抗争在互联网世界里，一句恶意的评论，一键转发的谣言，甚至一个不经意的点赞，经过一次次传播后，其影响可能被无限放大，给当事人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网络暴力事件依然存在侵权成本过低，维权成本过高的问题”。代理过多起网络暴力案件的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晶晶感叹。当网络暴力发生后，获取侵权人的身份信息是诉讼维权的第一步。而获取侵权人身份信息，有时候要先起诉平台。一份来自辽宁省的网络侵权责任纠纷判决书显示，原告人史某起诉了某短视频平台。原告称有用户在他的账号下持续进行辱骂，时间长达2年，对他的精神状态及网店销售都产生了影响。史某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赔偿精神损失、经济损失；要求被告提供辱骂他的网络用户注册真实信息，以利于原告追究责任和主张赔偿。法院认为，诉讼中足球彩票正规app下载，被告向原告披露了发布视频的网络用户的注册信息。被告对案涉视频均及时采取了必要措施，避免了损害的扩大。且原告对案涉视频均已下架表示认可。最后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史某的其他诉讼请求。郑晶晶解释，由于平台注册是后台实名制，往往也会出现当通过诉讼拿到侵权人信息后，却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侵权者，“这样就更增加了寻找证据的难度”。郑晶晶还提到，为什么网络暴力这么猖狂，一部分原因就是网暴者觉得“找到我就很难”。比如在网上注册时，用的并非本人的真实信息；其次“寻找”的过程时间成本也很高。当确定侵权者的身份信息后，第二步才是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向法院提起诉讼。侮辱、诽谤罪在刑法中是为数不多“告诉才处理”的罪名，这就需要起诉者自行举证。根据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在当下的网络环境中，“达到这个标准是非常容易的。”郑晶晶指出，从法院的角度来看，不是机械僵化适用法律规定的。比如点击量到了，但还要看内容到底是不是达到“诽谤”。在司法实践中还要考虑是主观恶意、是完全编造的谎言，还是基于事实的夸大。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也提到，刑事自诉实践中还要证明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证据收集方面，如果在收集证据前网暴者删除言论足球彩票正规app下载，这部分内容就无从获取。郑晶晶建议，最常见的方式是拿着手机去线下的公证处进行公证。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把涉及诽谤的文字、图片等内容进行截图或者录屏，“代理律师可以将其作为证据提交。”还有杭州互联网法院的电子证据平台采用了区块链技术存证，也受到了各大法院的认可。当网暴规模过于庞大时，起诉每一个人也是不现实的。郑晶晶强调，法律上不存在法不责众，但是实际操作中要考虑到维权成本。成百上千人足球彩票正规app下载，不可能全部都采取法律手段对他们提起诉讼，不是法律不允许，而是实际操作当中是不现实的，只能是针对带头的造谣声势的那几个人。最后，刑事自诉案件无法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判决。这意味着，“一旦找不到被告人，或者存在被告人恶意躲避的问题，这个案子就立不起来。” 刑事自诉转公诉，维权向前一步“刑事自诉案件对公民个人而言比较难。”朱婷解释足球彩票正规app下载，刑事公诉案件的所有调查取证工作都由公安机关去完成，对犯罪的指控、证明犯罪成立的责任则由检察机关来承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是强大的国家机器，有充足的手段去完成这些工作。换句话说，对遭受网暴的受害人而言，刑事自诉转公诉可能使其更好实现维权诉求。“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诽谤案”，是近些年来为数不多的刑事自诉转公诉的案件。郑晶晶是这起案件的代理律师。2020年7月，杭州的吴思琪（化名）在取快递时被便利店老板郎某某偷拍，后郎某某与朋友何某某在微信群聊里编造了“少妇出轨快递小哥”的聊天内容，这些内容很快被转发到了多个微信群、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平台，引发多个平台的网民发表侮辱性评论。吴思琪也因此遭公司劝退，被诊断为抑郁状态，经历了“社会性死亡”。同年10月，吴思琪和代理律师郑晶晶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以郎某某、何某某捏造事实，通过网络诽谤自诉人谷某某且情节严重为由，要求以诽谤罪追究两人的刑事责任。郑晶晶告诉新京报记者，此前她没遇到过关于网络暴力的刑事自诉案件。涉及诽谤的聊天内容一开始是在微信群中传播发酵的。根据吴思琪出具的微信公众号文章浏览量的公证书和搜集到的群截图，统计群聊人数超过了五万人。同时她们也面临一些取证难题。比如一旦被群主踢出群或她们不在的微信群就难以取证。另外，在微信群中，视频及文字消息的转发次数与浏览次数也难以判定。在思考辩护思路时，郑晶晶发现，根据2013年两高发布的司法解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指以下七种情形，分别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当时的案子，明确列出的几种情形都对不上。”郑晶晶说。因该事件的传播力巨大，同年12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就此案向余杭区公安分局建议予以立案侦查，启动刑事公诉程序。“最终法院以‘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这个兜底条款作为自诉转公诉的法律依据。”。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亦在采访中表示，检察机关用了近1个月时间进行取证，最后形成18本案卷、76张光盘。贾宇还提到，“这说明大量证据存在于网络上的案件，依靠公民个人力量取证维权是十分困难的。”办案检察官余杭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孔凡宇曾解释“刑事自诉转公诉”的原因足球彩票正规app下载，郎某某和何某某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吴思琪的人格权，而且经网络这个特定空间得以迅速传播，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破坏广大公众安全感，应予以公诉追诉。2021年4月，法院以诽谤罪判处被告人郎某某、何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这起网暴案被最高检纳入精神性人格权刑事保护的指导性案例，同时还入选了2020年度十大法律监督案例，写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成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在郑晶晶看来，这个案件更深远的影响可能是明确了刑事自诉转公诉的程序。2023年9月25日，两高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指导意见》中，第12条提到要“准确把握侮辱罪、诽谤罪的公诉条件。”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实施侮辱、诽谤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对于网络侮辱、诽谤是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当综合侵害对象、动机目的、行为方式、信息传播范围、危害后果等因素作出判定；第三款规定，对于被害人就网络侮辱、诽谤提起自诉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害人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还将“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作为公诉的情形之一。“随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大量低俗、恶意评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的”，都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也应当提起公诉。郑晶晶表示，“随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足球彩票正规app下载，引发大量低俗、恶意评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的”就是她代理的案件中自诉转公诉的法律依据，“因为（2013年）列举的情形都不适用，当时适用的是兜底条款，这次的《指导意见》里有了单独列举。”3月21日下午，郑晶晶律师参与实务研讨会，探讨网络暴力应对策略。 受访者供图 网络暴力治理仍需不断完善郑晶晶也常常能在梳理法条、相关司法解释中感受到，对网络暴力的规范力度不断在加强。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适用于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他人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等人身权益引发的纠纷案件。随后该规定在2020年进行修正。在郑晶晶看来，《指导意见》把以前散见在刑法、民法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与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相关的条款集纳到一起，形成一份系统性的网络暴力治理框架。《指导意见》除了明确了以及网络侮辱、诽谤刑事案件自诉转公诉的衔接程序。她还看到“指导意见”首次对网络暴力进行了分类，对哪些行为可能构成犯罪的，也作了强调。具体而言，在信息网络上，制造、散布谣言，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以诽谤罪定罪处罚；采取肆意谩骂、恶意诋毁、披露隐私等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情节严重的以侮辱罪定罪处罚；组织“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为了有效遏制网络暴力，其他部门也在积极行动。2022年4月，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同年11月，中央网信办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中央网信办起草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随着立法的完善，越来越多网暴受害者开始寻求司法的救济，涉及网络暴力的案件也在增加。来自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涉网络暴力案件总体呈上升趋势。北京互联网法院在2023年曾公布一项关于网络暴力案件的分析，统计了从2018年9月建院至2023年6月，以自然人为原告、以判决形式审结的465件该类案件。从权利类型来看,网络侵害人格权案件中,单独主张名誉权纠纷257件,占比55.3%;单独主张隐私权纠纷占比1.5%;单独主张个人信息权益纠纷占比2.6%;涉及侵害多项人格权权益纠纷占比约40%。尽管《指导意见》为如何有效打击网络暴力提供了规范，但仍有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网络暴力的治理之路依旧很长。朱巍提到，尽管立案的绝对数量上升了，但相比网络暴力的频发性、多发性、易发性，目前刑事立案、民事立案和行政处罚的数量远远不对等。“考虑到网络暴力给人的精神压力以及人肉搜索等侵害的严重性，网络暴力案件应该更容易立案才对。”朱巍还说，尽管网络暴力案件需要根据不同案情来不同分析，但对于造成的严重后果，每一片雪花都不可能是无辜的，只不过是力量的大和小，即便法律不追究责任，并不代表这些人没有责任。他更是直言，现在的难不是真的难，而是相关部门办理类似案件的经验不够或意愿不足。以前因为技术原因、当事人取证等，导致法律责任没有具体落实，“我觉得以后随着法律的发展细化，尤其是在互联网上，所有行为都是可追查的。”2023年两会期间，多名代表委员建议为反网络暴力专项立法，就网暴的定性、类型、违法主体的确定及需承担的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在一场网络暴力法治化治理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刘艳红提到，我国网暴治理法治化困境包括立法分散、规定滞后模糊等，比如《民法典》《刑法典》《行政处罚法》等都有相关条文可以适用。网暴治理法律体系由民事、行政、刑事等领域的多部相关文件组成，其内部价值方面可能存在矛盾——“有的侧重于发展足球彩票正规app下载，有的侧重于安全，有的侧重于发展和安全”，要实现统筹兼顾较为困难，不利于有效防治网暴行为。她主张推出一部全面系统的反网络暴力法，进而实现重法制、重统一的“大国法治”。此举不仅能系统性地预防、遏制与惩治网暴行为，还能在法律适用层面解决立法分散、于法无据的问题，贯穿行政法、民法、刑法等，实现各部门对网络暴力的协同治理。新京报记者 李聪编辑 陈晓舒校对李立军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扎实推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前不久，国务院印发《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方案(2024—2030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在就《行动方案》答记者问时表示，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扎实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从耕地、水利、种子、农机、化肥农药、耕作技术等着手，加强衔接配合和技术集成创新，强化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